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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点头。 “多喝点豆浆吧。坐长途车不能空肚子,可也不能饿了。豆浆温温胃是挺好的。还醇厚,不犯冲。到有一天你跟我一样坏了胃,也就只能喝豆浆了。别急,才七点。车还要一个小时。我们吃完了,消消停停散步过去,消化消化,完了你在车上睡一觉,容光焕发见你心上人去。不是挺好?” “好。”他说,端起豆浆碗,小心的吸了一口。干涩的咽喉猛的受了湿润,他咳嗽了几声。 “好天气。”老涅说,“下一阵雨,暖一阵儿,再下一阵,就又暖和些。春天嘛。” 他点点头,咬了一口烧卖,喝了一口豆浆。 “你来上海的正事儿呢?”老涅问,“找那一对男孩女孩儿的事情,有头绪了?” “去那男孩的学校查过了,他没去上过课。几个可能知道的朋友也都查问过,没什么下落。几张报纸上也发了寻人启事。” “你亲眼见过他们俩没有?” “没有,看过照片,不过都是他们高中时的照片了。男孩在大学里有张档案照是高中时拍的,女孩子是阿修手绘的一张。” “怎么找个人都这么无厘头?”老涅问。 “女孩的父母听说雇了人找,而且不想登报显得太没面子吧。不过估计也差不多急了。” “挺漂亮的一个丫头!”老涅赞叹道。他随之抬头,看到一男一女正站在街边。女子手抱一个木雕,间或抬手将长发挽一下。男子从卖花少年手中接过一朵玫瑰,递给他几枚硬币。 “没看真。”他说,“漂亮?” “相当漂亮的一个丫头。”老涅说。 B “钱都这么少了还浪费。”她手握着玫瑰花说,将玫瑰花枝在木雕的脖子上打了个结。我拉了一下她的衣袖,我们在交通灯前停住。高架桥横亘在天。 “如果这世界上剩下最后一个金币,我会用它来换一朵献给你的玫瑰花。”我说。 “贫吧你。” 车流从我们面前横越而过,犹如大河。一扇扇车窗映过我们的脸。她神色静默,偶尔低下头,看一眼木雕。 “知道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她说。 “不知道。”我说。 “你这人!”她用木雕敲了一下我的臂,“别打岔!我第一次来上海时,看见这高架桥,就吓着了。那时我想,这么多桥呀,遮天蔽日的。像小时候看的杂志里头,那些未来世界的建筑。这个城市跟一个堡垒一样,秩序森严的。那时我觉得,在这里就是时时刻刻被俯视着,永远钻不出去。” “你也可以俯视它。”我说。 “不可能的。”她平心静气地说,“连平视都没有可能。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存在过于庞大,难以触摸。好象古代的雄关。” “那么低下头走就是了。”我说。“带着美丽的玫瑰花。” 绿灯亮起,我拉过她的手。我们缓慢穿过街道。人流如海鱼一样从身旁游过。 “似乎已不再香了。”她说,指了一下手里抱的植物盆。 “一天没浇水至于如此吗?”我看了一眼碰碰香。“仙人掌科植物呀。” “可怜。”她说,将植物盆搁在花圃边。那不再焕发生命活力的植物,与花圃中鲜活明亮的花朵,显然相形见绌。 “也许我们不适合养植物,”我说,“什么植物在我们身边,都难免一死。” “晦气的缘故。”她说。 “沪朱线。”我喊道,一辆停着的客车旁,有人招手。 “在这里。” 我们上车,拣定了靠窗的位置并排坐下。 我靠走廊,她靠窗。 空空如也的车厢,只有售票员不动声色的走过来。 我递过钱,他递过车票。 司机在戴他的黑色手套。 我掏出荧光绿色口香糖,给她一支,自己一支。 她趴在车窗上看风景。 “很少起这么早,所以看不到早晨的风景。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她说。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早起的人群与车流,贩卖早餐的店堂,打着呵欠的上班族,背着书包的学生,在车站像网球比赛的观众一样不断转头的待车者们。我微微一笑,伸手拂了一下她的耳朵。 她侧过耳来。 “别动弹。”她说,“男女授受不亲。” 我拧了一下她的耳朵,她回拍了一下我的头,继续看窗外。 我注视着售票员坐在前排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通俗故事杂志,开始阅读。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王老师的《全中文》杂志。 “你看过那个人吗?”她拉我袖子,我转过头来,看到她指着窗外的一个人。 是一个个子很高的男子。目测过去,一米八五上下。穿着黑色NIKE外套长裤,褐色皮鞋,头发像短短的草一样立在头顶。嘴唇薄得几乎看不到。虽是冬天,衣服却穿得不厚。看得出身形魁伟,小腿细长。 “像个运动员。”我说,“练短跑那种。看那腿。” “我觉得,”她咬着嘴唇,“他有些眼熟。” “我也觉得眼熟。”我说,“我想一下。” “对了,”少倾,我说,“刚才买花儿时,瞥一眼旁边,好象看到他在店里喝豆浆。” “没注意,”她说,“可是我觉得,更久以前我见过他,不知道在哪里见过。更为深远的回忆。记忆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