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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这种人谈理想，还不如对牛弹琴。 麦秋继续免去多余表情忙碌着工作，镜头里面展示着她翻找以前的相关新闻和剪报。 新闻上写的很清楚，一女子因与未婚夫争夺儿子抚养权未果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跳楼自杀。 她很快地把类似的新闻按日期归档，挪到平板里做好记录。 她背着包跑到地下停车上，身上的装备也比当初专业很多，一边开着车，一边在车上联络另一间报社的记者。同时，镜头给到她的回忆，麦秋跟主编的对话。 主编原本的格子桌已经换了一间比以前的空间大上十几倍的办公室，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主编又一次把麦秋的稿子归还给她。只是这一次，他的手法轻柔了许多，更像是对麦秋的无奈一般叹了口气。 “为什么你就不能放弃做这些毫无用处的新闻呢？” 麦秋说这不是毫无用处，结果被主编立刻打断了。 “……我当然知道这不是毫无用处，我也是正经新闻系毕业。但你告诉我，这对我们吸引读者招商有什么好处吗？你要知道，这么大的报社，我不止为你一个人负责，外面那么多张嘴等着开饭，没有广告，我们吃什么？你哪来的时间金钱去实现你的狗屁糟糕的‘理想’？” 说到这里，主编比起最开始只会用暴躁吼人的主编看起来有礼貌多了，也更像是一个精明的上司了。不得不说，他这样慢条斯理地说话比当初更有气势，更容易令人信服。 但是他下一句话就又让人明白，他并没有改变，只是更会隐藏真实的自己了。 “哦对，我忘了，”主编露出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笑：“你还有老公养着你，我还采访过他，人挺好的。你说你干嘛不跟他说自己办个报社？现在电子新闻和杂志多流行，让他开一个你想写什么都行。也不用跟我们这群俗人一起工作，不用听我骂你，多好啊？” 这番话语令人感到非常的难堪，可麦秋也不是当初任人宰割的小姑娘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她整个人靠近主编，声音比主编更小，像在说悄悄话：“那当初报社快要拆分出售的时候你干嘛求着我留下来呢？我们细数一下近十年来报社有多少的奖项都是靠我搬回来的？不是靠着我这些‘狗屁糟糕的理想’，那些广告商知道你和外面那些废物是谁吗？” “……”没有背景音，镜头里的办公室安静了长达五六秒钟的时间。 死亡一般的寂静过后，主编又笑了，还点了点头：“说得好！” 他鼓了鼓掌，明明火冒三丈，还是能够笑得出来，他也用小声而漠然的语气说道：“你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题材，但别怪我没警告你，你这次的题材要是没得奖，就别怪我把你发配到分社去。那儿可是什么都没有，正嗷嗷待哺，等着你这样的大将去开疆辟土呢。” 从影片开始到现在，这是麦秋第一次露出锋芒的样子，结果却并不算圆满。麦秋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回头还能看到总编跟其他投资商打电话的得意洋洋：“张总，晚上夜总会？行！当然好，您随意！” 很多观众看起来都会觉得这部片子太丧了，妻子的努力也比不过现实，但在艺术片的范围，这才是现实。导演给观众塑造了一个很奇怪的世界，你很难找到美好的东西在里面，周围的人很刻板印象，细节却充斥着满满的自然。看似非常的刻意，却很难找到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而妻子的角色很真实，但同时又多了一种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妻子的生活中唯一的美好就是丈夫，从整部影片基调中，又会隐隐察觉到丈夫才是真正“不真实”的那一个。 画面回到麦秋找到原本采访的记者，她问了很多的问题，关于跳楼女子的身世背景，她跳楼的原因。记者是个年纪比较大的记者，对这个案子记忆也蛮深刻的。 “两个人分手，女的怀孕了，以为还能挽回就在父亲登记栏写了男方的名字，”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来因为意外早产了，以后都不能怀孕，就只剩下这个孩子，这时候男方来争抚养权了。” “女方的经济条件不好吗？”麦秋很奇怪，这种情况一般会判给母亲的。 记者说，就是一般的白领，要交房租，剩下的比起男方来差远了。男方有公司，还有本地户口。经济条件上就差了一大截，华夏的法律不会计算生育成本，为了孩子也会判给父亲的。 麦秋身为女性听完下意识的皱眉：“这和骗腹生子有什么区别？” 记者耸耸肩，意思不言而喻，又道：“我们是媒体，要客观。” 如果不是麦秋先言明她想做女性自杀专题，讨论社会原因，记者也是不会开口的。她拒绝了很多次才被麦秋的执着所打动，而且她的桌上放着麦秋以前的报道，麦秋显然是个真的做实事的记者。 麦秋又问记者她能不能知道女方家庭的联系方式，记者说她要打电话问过才能告诉她。 接下来就是等待，走访，麦秋见过了那女孩的父母，两个人在几年前有了儿子。儿子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一抹色彩，两人现在的状态已经不像当初受访时那样麻木而痛苦了。 但显然影片里的麦秋有些难以接受，她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记者说的那两位终日惶惶不安，承受锥心之痛的父母。她看着他们带着孩子打打闹闹，提起以前的女儿时，他们短暂地失去了微笑。随即又很快地恢复了情绪：“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律师说那男的赔了两百万算有良心了。”十多年前的两百万，确实是很大一笔钱，足够让一个小城家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