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都市小说 - 断代在线阅读 - 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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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行之子》③,页九二

    爱情何以必须以故事般的方式演绎?就他的作品看来,有一种爱情如此“一言难尽”,以致只能以最迂回的方式说出。或者说爱情力量如此神秘,不正如故事般地难以置信?或更存在主义式的,不论多么惊天动地的爱情,一旦说出口,也不过就是故事,或“故”事罢了。

    在《断代》里,郭强生俨然有意将他的故事更加自我化。尽管表面情节繁复,他最终要处理的是笔下人物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甚或是前世。小说的标题《断代》顾名思义,已经点出时间的“惘惘的威胁”。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小锺俨然是叙事者的分身。小锺自知来日无多,回顾前半生跌跌撞撞的冒险,只有满目疮痍的喟叹——一切都要过去了。检索往事,他理解高中那年一场羞辱的性邂逅,竟是此生最刻骨铭心的爱的启蒙。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欲是痛苦和迷惘的根源,也是叙事的起点。

    但小说真正的关键人物是姚。相对于小锺,姚周旋在同性与异性世界、执政党与反对党,还有上流与底层社会间,是个谜样的人物。他一样难以告别过去,也以最激烈甚至扭曲的方式找寻和解之道。姚是强势的,但在欲望深处,他却有难言之“瘾”。小说最后,故事急转直下,姚竟然和所有线索都沾上瓜葛。如果时光倒流,小锺与姚未必不能成为伴侣。然而俱往矣。小锺和姚不仅分道扬镳,也就要人鬼殊途。

    就此我们回到郭强生一九八七年的《作伴》,那青年作家初试啼声之作。故事中的主人翁无不带有阿多尼斯(Adonis)美少年的双性丰采,而当时的少年果然不识愁滋味。一切的罗曼蒂克不过是有情的呢喃。然而就着二?一五年的《断代》往回看,我们有了后见之明。原来《作伴》那样清丽的文字是日后悲伤叙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场打滚,成为难以超生的孤魂野鬼。回首三十年来的创作之路,有如前世与今生的碰撞,难怪郭强生觉得不胜沧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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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文学对同志题材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叶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写一个男教员和男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既真切又感伤。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滨故人》(一九二五)则写大学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点出同性友谊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这些作品游走情爱想象的边缘,只是点到为止。主流论述对同志关系的描述,基本不脱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贵的《重阳》(一九六?)等。后者将一九二?年代国共两党合作投射到同性恋爱的关系里,熔情欲与政治于一炉,在现代中国小说独树一帜。

    但论当代同志小说的突破,我们不得不归功白先勇。从六七?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满天亮晶晶的星星》、《纽约客》系列的《火岛之行》等,白先勇写出一个时代躁动不安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的伦理、政治坐标。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学的里程碑,也预示九?年代同志文学异军突起。

    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如何看待郭强生的作品?如果并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书,我们不难发现世代之间的异同。《孽子》处理同志圈的聚散离合,仍然难以摆脱家国伦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强生的同志关系则像水银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渗入社会各阶层,以各种身份进行多重人生。两位作家都描写疏离、放逐、不伦,以及无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总能想象某种(未必见容主流的)伦理的力量,作为笔下孽子们出走与回归的辐辏点。郭强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寻安顿的方式。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喧哗里,他们貌似有了更多的自为的空间,却也同时暴露更深的孤独与悲哀——

    夜晚降临,族人聚于xue居洞前,大家交换了踌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与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较,那点光幅何其微弱。没有数据参考,只能凭感受臆断。改变会不会更好,永远是未知的冒险。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迁徙,各自于不同的落脚处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决定出柜,有人决定不出柜;有人不出柜却也平稳过完大半生,有人出柜后却伤痕累累。无法面对被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人更多。所有的决定,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而更像是,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

    ——《断代》,页九十二、页九十三

    郭强生的写作其实更让我们想到九?年代两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一九九七)。两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绎同志世界的他(她)/我关系。《荒人手记》思索色欲形上与形下的消长互动,《蒙马特遗书》则自剖情之为物最诱人也凶险的可能。两部作品在辩证情欲和书写的逻辑上有极大不同。《荒人手记》叩问书写作为救赎的可能,“我写故我在”的可能。《蒙马特遗书》则是不折不扣死亡书简,因为作者以自身的陨灭来完成文字的铭刻。两部作品都有相当自觉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变装”为男同志的书写,演绎性别角色的流动性;后者则将书写酝酿成为一桩(真实)死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