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科幻小说 - 大明惊变在线阅读 - 第39节

第39节

    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rou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jian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cao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cao练,称作团营,分十营cao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cao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朱骥点了点头,却不再提钟同之事,只问道:“玉珠呢?”

    杨埙道:“暂时还没有玉珠消息。”又解释道:“歹人一直没有再露面,信使也没有再来过。于康兄已经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议过,应该是钟同、章纶上书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轻举妄动。”

    朱骥左右打量一番,又问道:“我人是不是还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吗?你该不会是设法取了郑和宝图,这才换回了解药吧?”

    杨埙道:“你人在蒯府,确实中毒了,而且已经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药一事,则说来话长。”又叹道:“其实我也才刚刚清醒,就比朱兄早一个时辰,刚才一直在说钟同、章纶上书一事,还未来得及讲述我这几日的经历。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从头叙说一遍,就从你中毒晕厥开始说起。”

    那日礼部尚书胡濙赶来蒯府,于康带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过后,便引他到厢房,请他出手救治朱骥。当时网状黑纹已由手臂弥漫到朱骥躯干,状况极为诡异。

    胡濙看过后连连惊叹,道:“我生平阅历无数,自认为还算见多识广,竟从未见过这种毒药。”凝思过后,先开了一张方子,意图先压住毒性,阻止毒药继续扩散,再慢慢设法医治。

    药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见效,网状黑纹果然被压制在朱骥右半边身子,不再弥散。胡濙又连夜赶回麻绳胡同,遍查家中所藏医书医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时,胡濙不顾年高体衰,再次乘车赶来蒯府,告道:“我医术有限,实在没有法子解这种毒。不过我翻了旧日笔记,内中有一则记录,记载了当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争贡事件。”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对邻国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按时朝贡,便能获得大批赏赐。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给。周边邻国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均乐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贡,甚至发生了多起假冒邻国使者骗取财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这种事再发生,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当时获得勘合凭证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共十五国。其他国家倒还好,唯有日本最令明廷头疼。

    洪武末年,因胡惟庸案及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等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与日本断绝了往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主动与日本修好,并派大臣赵居任出使日本,赏赐了一批勘合。

    这批勘合称为“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二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二册组成。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日本入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5]。

    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能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胡濙那年漫游到浙江宁波,正好赶上日本不同武士家族各派使者来华,因欲争相入港,便互相指责对方勘合为假。宁波市舶太监明基厌恶双方横暴,下令关闭港口,将两派人马均拒之门外。

    然不几日,明基便中毒而死。其全身布满网状黑纹,甚是奇诡。时人纷传是日本人下毒,官府却苦无证据,福建布政司为求息事宁人,最终还是放日本船只入港,也不辨勘合真伪,视两方均为正牌使者[7]。

    胡濙告知经过后,道:“我在福建听说这件事后,便将明基中毒异状记在了笔记中,但因未亲眼得见,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适才翻阅旧日笔记,才记了起来。”

    于康忙问道:“杨匠官,你曾去过日本,可有听说过这种奇毒?”

    杨埙摇头道:“我在日本只是学习漆艺,没有听过毒药之事。不过胡尚书提及的这件事倒是提醒我想起一桩旧事来。”又问道:“胡尚书,你可知道郑和下西洋宝图收藏在哪里?”

    胡濙虽知朱骥身中奇毒,却不知缘由,也没有多问,忽听杨埙问及宝图之事,很是诧异,道:“当然是收藏在兵部。杨匠官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言外之意,分明是郑和宝图不算什么至关重要之物,且多年尘封在角落,早已被人遗忘。盖因华夏地大物博,又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号称“中国”,历代王朝多好闭关自守,轻视对外贸易,并不以郑和开拓西洋路线为珍贵。

    于康倒是愕然,问道:“宝图怎么会收藏在兵部?”

    胡濙道:“宝图一直就收在兵部车驾司,没有为什么。不过目下也许收在内府中。据我所知,太上皇当年当政时,曾想重开西洋,私下派人将宝图从兵部取走,不久后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再未有人提过宝图,它应该还在宫中。”

    杨埙一拍脑门儿,道:“我就知道是这样。哎呀,我早该猜到的。胡尚书,多亏你及时告知,不然我迄今还想不到下毒暗害朱骥的人是谁,就是几年前闯入兵部衙门盗窃机密文书的男女贼人。”

    当年男女贼人化装成军士,借送米之机混入兵部官署,盗走机密文书《军资总会》。官府大索全城,未有所获。而那对贼人竟甘冒奇险,跟踪到蒋骨扇铺,意图杀死目击证人杨埙灭口,已是奇事一件。

    杨埙最想不通的是,那《军资总会》既然十分重要,贼人好不容易才偷盗取得,又如何会轻易携在身上,还将其遗落在了蒋骨扇铺后院中?而今他既猜及男女贼人真正想要的郑和宝图,之前疑问便迎刃而解——

    男女贼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盗取郑和宝图。他们大概已经从某种渠道打听到宝图藏在兵部官署,为此没少下功夫。先是意图绑架兵部长官于谦爱女于璚英,后来又趁孙太后寿诞百官放假之机混入兵部车驾司。但彼时明英宗朱祁镇已派人将宝图取走,贼人未能寻到,意外见到《军资总会》一书,感觉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顺手取走。

    二贼出来时,正好遇到杨埙,由此露了面目。杨埙只关注女贼人也就是紫苏身上的扇子来自何处,男女贼人愕然之下,不知杨氏来历,亦未当场痛下杀手。但后来二人大概暗中跟踪打听过杨埙,知道了杨氏亦算是官府中人。二贼因为郑和宝图尚未到手,须得继续留在京师,而杨埙是唯一一个看到二人真面目的证人,于是决意杀他灭口。

    不想后来在蒋骨扇铺出了变故,先有藏身那里的李惜儿舍命相搏,后有锦衣卫校尉逯杲及京营将校蒋鸣军陆续赶来,贼人一时不能得手,便及时退走。

    二人既彻底露了形容,料想必遭全城通缉,只能先行离开京师,或是暗中蛰伏下来,等风声过后再作打算。但兵部丢失了《军资总会》这等机密文书,必会穷追不舍,于是二人决意舍车保帅,有意将书卷投入蒋骨扇铺后院,装出无意中失落的样子。这一招,亦成功瞒天过海,骗过了所有人。兵部因追回机密文卷,不久又因边防警报连连,果然不再追查此案。

    二贼之后销声匿迹,但应该并未离开北京,能在处处张贴有二人画像的京城中生存下来,也属不易。土木堡之变后,二人又不知如何跟郭信一党扯上了干系,捕捉并杀了郭信手下林海,这亦是郭信临死仍未能释怀之谜。

    几年过去,二贼仍未放弃盗取郑和宝图,但只知宝图不在兵部,不知它到底收在何处。刚好最近发生了歹人绑架蒯玉珠事件,贼人不知如何知道了此案。他们大概早知蒯玉珠是兵部尚书于谦儿媳,便想到了一个点子,冒充歹人出现,要对方以宝图交换蒯玉珠。

    这一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二贼手中本来没有任何筹码,却以蒯玉珠为幌子,将于谦女婿朱骥一步步引入彀中,并令其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中了毒。就算于谦这方不肯以郑和宝图换取解药,他们也没有任何损失,官府只以为是绑架蒯玉珠的歹人所为而已。而二贼极可能由此而打探到郑和宝图的具体下落。

    于康听了杨埙分析,很是不解,问道:“论起来,《军资总会》比郑和宝图要重要得多,那对贼人为何只要宝图,甚至不惜为此耗费数年光阴?”

    杨埙笑道:“因为对方是东瀛日本人。于兄该知道日本是个岛国,地少人多,国力有限。自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全境后,便极度渴望对外开拓。对日本而言,郑和宝图可是无价之宝。”

    于康一时不能相信竟会与日本扯上干系,道:“杨匠官这般推测,是因为朱骥所中毒药酷似当年福建布政司市舶太监明基症状吗?可胡尚书也不能肯定明基所中之毒来自日本呀。”

    胡濙道:“嗯,是。如果当时有证据证明是日本人下毒害了明基的话,朝廷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放日本贡船入港的。”

    杨埙却认定自己的看法没有错,并坚持要独自赶去白塔寺,与那紫苏会上一面。胡濙既没有办法解毒,要想救朱骥一命,只能设法从对方手中拿到解药。

    于康见杨埙甚有把握,只得勉强同意,且未将事情告知于家人,连于谦也瞒过了。于谦只以为朱骥在忙蒯玉珠的案子,又忧虑钟同上书复储一事,竟丝毫不知女婿身中奇毒,昏迷不醒。

    天亮后,杨埙先骑马去了趟工部,办完事,又转而来到锦衣卫官署,寻到百户袁彬,问道:“官府可有打听到玉珠的消息?”

    袁彬摇了摇头,道:“锦衣卫、都察院、兵马司均派出了大量人手,搜遍了全城,也没有蒯娘子的踪影。”顿了顿,又道:“不过我昨晚遇到杨铭,他受朱指挥之命到金桂楼打探消息,说是有了点线索。我问他具体线索是什么,他不肯说,说是等有了眉目再说。”

    杨埙道:“那好,如果杨百户有什么消息,就请他直接去蒯府。”想了想,又问道:“可有什么来历不明的人私下找过袁百户?”

    料想袁彬曾与太上皇患难与共,算是朱祁镇心腹,若歹人有心私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说不定会与袁彬联系。

    不想袁彬愕然半晌,又仔细回想了一遍,才道:“没有。”

    杨埙道:“那么孙太后或是孙太后的兄弟最近找过袁百户吗?”

    袁彬道:“没有啊。我上次入宫见孙太后,还是两个月前呢。不过我最近去过孙国丈府上,他老人家病得厉害,身子很是不好。”

    袁氏四十多岁才接替父职入锦衣卫,老成纯朴,未沾染上校尉常见的恶习。他既是这么说,便是确无其事了。

    杨埙心道:“或许歹人出于好意,才未主动联络孙太后一方,怕营救太上皇一事不成,反而牵累了孙家。”

    袁彬又问道:“朱指挥人呢?”

    杨埙道:“朱指挥生病了,让我来代他请个假。对了,朱指挥还有任务交给袁百户,他命你带上一些便衣校尉,暗中监视南城的张大夫医铺。”

    袁彬道:“张大夫医铺我知道,在蒯府附近,莫非朱指挥怀疑张大夫跟蒯玉珠被绑一案有关?”

    杨埙道:“朱指挥只交代了命令,没说缘由,总之你暗中监视就是了。”又笑道:“不过千万不要让人发现。袁百户昨日一路跟踪我,我可是老早就发现了的。”

    袁彬不好意思地应了一声,自去办事。

    出来官署时,杨埙听到有校尉在低声议论钟同上书复储一事。他对政治及权势没有任何兴趣,也未太在意。又见时候还早,便先去买了些点心,赶来国丈府探访孙忠。

    到孙府大门时,正好见到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出来。金英自从上次没有立即表态支持景帝朱祁钰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后,便有些失势,始终未能当上掌印太监,反而让一直不如自己的兴安后来者居上。不过他究竟是几朝权宦,手中握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书,又曾力扶明景帝登基,有定鼎之功,朱祁钰倒也不敢像对待林聪那样公然报复,只不过自此不再视他为心腹。

    金英来国丈府,是奉孙太后之命来给孙忠送药,不知是不是在孙府碰了钉子,脸色不大好,认出杨埙,只略略点了点头,便翻身上马去了。

    孙忠正坐在中院庭院中晒太阳,一见到杨埙进来,病恹恹的脸上登时有了些神采,笑骂道:“你小子还知道回来!以为你抱得美人归,从此就留在江南了呢!”

    杨埙笑道:“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可朝廷一再宣召,不得不回来。这不,我前日刚回京师,今日便来探访您老人家了。”

    孙忠忙叫下人去准备午饭。杨埙忙道:“不忙,我坐一坐就走。”

    孙忠却甚是固执,道:“不行,今日你得留在这里吃饭。难不成三大殿等着你去刷漆不成?”

    仆人问道:“还没到午时,现下就让厨子开做吗?”

    孙忠道:“现在就做!客人到了,当然要立即好酒好菜招待,管他什么午时不午时!把宴席就设在庭院里,吃得安逸些。”

    又命仆人去对面衍圣公府问问源西河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便过来一道吃午饭。

    杨埙笑道:“这倒是方便。怎么我就没赶上孙老这样的邻居?”

    孙忠道:“别说做邻居,你搬来我这里住都行。”

    杨埙笑道:“不瞒孙老,我前日入城,将行囊寄在了车马行,连着在外面将就了两晚,人都还未回过自己家呢。”

    孙忠道:“回去做什么,反正你现下也只是一个人,不妨搬来跟我老头子做伴。”问了车马行地址,便命仆人去搬取杨埙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