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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章 田赋折纳

    两人相对着静默了片刻,彭平康轻笑一声,打破沉默,“方才还说是来陪周少尹吃酒寻乐的,这会儿却是扫了兴了,待会儿我便多敬周少尹一杯,如何?”

    周胤绪没答,又沉默了少顷,他才开口轻声道,“不对。”

    彭平康眉毛一挑,“什么不对?”

    周胤绪道,“盛德宗时,圣上也尝任地方官,”他顿了一下,见彭平康没有立刻反驳,便接着道,“圣上任地方官时,也强推‘田赋折纳’。”

    彭平康道,“是,确实如此。”

    周胤绪道,“既然圣上精通庶务,必然知道‘折纳’之害。”

    周胤绪说完这句话后,努了努嘴,没有说下去。

    彭平康看着周胤绪欲言又止的样子,笑道,“‘折纳’也非全无益处。”他认真道,“周少尹且细想,胥吏征税时取数于市价三倍之多,这多出来的一份……他能全部吃下吗?”彭平康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他就是全吃下了,消化得了吗?”

    周胤绪道,“可胥吏横行乡里,确是实情。”

    彭平康玩味道,“周少尹若是瞧哪个胥吏不顺眼了,尽可以打杀了去,乡间富户多子,大宗大族更是男丁充足,少一个为非作歹的胥吏,想来也无人喊冤。”

    周胤绪觉得彭平康话里的意思有点不对,“即使胥吏为非作歹,也该请了人证物证,发刑狱审勘才对,如何能因我一人之见,就决断打杀之事呢?”

    彭平康道,“请了人证物证,就该按律法裁判,周少尹便说说,这征税的胥吏,究竟犯了东郡的哪条法呢?”

    周胤绪一怔,立刻反应过来,道,“彭都督的意思,是说乡间胥吏行此盘剥之举,是奉了……”

    彭平康截断周胤绪道,“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裁判胥吏不易,如此而已。”

    周胤绪又思考了一下,“那这‘折变’所得的厚利,乡间胥吏即使吃不下,却也不妨碍他含在嘴里。”

    彭平康笑着摇了下头,“他若含在嘴里,便会引来一群人去撬他的嘴,倒不如先交上去,这一交,让上头的得了意,自会割下一块来给他。”他意味深长道,“乡间有这样一句俗语,‘财便是命’……”

    周胤绪下意识接口道,“……‘但毕竟命重于财’。”

    彭平康道,“因此,我劝周少尹一句,拿人性命的话,往后还是不要说了。”他悠悠道,“断了一两个小吏的生路倒不要紧,但要是断了财路,不说周少尹无法再自处,那周太师在圣上面前,也会被落了面子。”

    周胤绪到了此刻,才发觉东郡吏治的黑暗面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他喃喃道,“谢彭都督提醒,此话,我记下了。”

    彭平康看着周胤绪有些失神的样子,嘴角轻轻一扬,又道,“尤其,现下正值筹备发兵之际,圣上对秋赋的征收,也会更加重视罢。”

    周胤绪道,“是啊……没了‘折变’,又如何筹备军饷呢?”

    彭平康道,“军饷确是重中之重。”

    此时,周胤绪却皱起了眉头,道,“还是不对。”

    彭平康道,“哪里不对?”

    周胤绪道,“今年是丰年,粮价低落,‘高取低支’,自可缓减财政;可若遇上了凶年,粮价高涨之时,再行‘折变’,岂不致府库亏空?”他一边说,一边思考道,“有道是,‘钱粮尽在民间’,若是在凶年之时,再以三倍之数敛取,恐生民变啊!”

    彭平康道,“周少尹且安心,圣上仁德,遇上了凶年,定会恩准减免赋税的。”

    周胤绪今天算是彻底对“仁德”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他深吸了一口气,“可圣上即使下旨减免,最终得利的,也是拥田之主。那些佃农,即使遇了灾,却还是要向田主上交田租与劳役……”

    彭平康道,“这点,周少尹其实也不必担忧,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琅州乡间田主富裕,定会照拂田间佃农的。”

    周胤绪觉得心口发堵,他又默然片刻,开口道,“待会儿,彭都督必得陪我多饮一盏。”周胤绪露出一点苦笑,“彭都督的这席话,说得我都难以下咽了。”

    彭平康“哟”了一声,赶忙摆了摆手,笑道,“周少尹千万别这么说,若是被周太师听见了,还以为我是故意说这篇话来让周少尹吃不下饭呢。”他调笑道,“回头要是周少尹清减了,周太师或以为是我害的,那可怎么好呢?”

    周胤绪眯起了眼,“怎么彭都督总以为,家父会误解彭都督害我呢?”

    彭平康笑着半真半假道,“还能为何?全因我自己心虚,唯恐说了什么不妥的话,让周少尹听进心里去,误了我的意倒无妨,要是让周少尹在瑁梁跌了跟头,那就成我的不是了。”

    周胤绪道,“彭都督说的,均是民生实情,有何不妥?”他想了想,又笑道,“再者,方才文好德说了,今天你我说的话,都算作他说的,就是有不妥,也是文好德不妥,与彭都督何干?”

    彭平康也笑道,“好,那就都算作文好德说的,他既揽了这干系,你我也该承他的这份情。”他顿了顿,又佯叹道,“平心而论,文好德也有他的难处,文经登在定襄风光,他在琅州,也不得不为文经登支架左右。”

    周胤绪道,“文好德的心思,我也能体会,只是他方才那一问,实在是……”周胤绪皱起了眉头,“有些唐突。”

    彭平康道,“是啊,连酒都没喝上一盏,就问及上邶州一事,难怪周少尹觉得唐突。”

    周胤绪其实不清楚上邶州的事情,但他还是没开口细问,而是打趣道,“我怕就怕,一会儿文好德喝了酒,又将说出什么我无法应承的大事来,那可如何是好?”

    彭平康道,“文好德的嘴里,哪能说出什么连周少尹都无法应承的大事?”他顿了顿,道,“他说的,不过都是些荒唐事罢了。”

    周胤绪不动声色地问道,“我却不知,还有什么事,比‘任意车’更荒唐?”

    彭平康微微一笑,“确有一件,方才周少尹去厕轩时,文好德与我攀谈起来,说他闻听上邶州经略使纪万里借转卖投献土地收受木速蛮贿赂,蓄意通敌卖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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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赋折纳”问题是明晚期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折纳弊端一下子暴露无疑,但是平心而论,折纳问题的责任不能全部推到张居正一个人头上,因为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的初衷确实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因为明晚期的时候,朱元璋一开始设定的那套乡村赋税规则瓦解了,乡村又变成被宗族与乡绅垄断了,胥吏又出来害老百姓了,老百姓交粮,必定会受胥吏盘剥,各种苛捐杂税,因为钱粮并行,政府无法管控经济市场。而如果折银交税呢,底下的胥吏就没办法公开作弊了,因为银子的重量是可以具体衡量的。

    还有就是明政府晚期的时候,由于土地兼并严重,中央的财政已经变得困难了,如果田赋折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供应能力,具体手段是,提高折银价,让价格高于粮食发放价,产生差价,增加财政增量,这样的经济手段是贯穿明后期的,并不是从张居正开始的。

    但后来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加大折银范围和数量,并不断提高折价,其折价与粮价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

    比如,“江南米价不过三钱……万历八年题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银一两,糙米一石折银九钱,又每石加脚耗银二钱……今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江南米价至贱,是一石之价,几费民间米四石矣……臣考光禄寺所派顺天等八府及山东、河南等处,如每细粟米一石折银一两,赤豆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芝麻每石折银一两三钱五分,小麦每石折银一两,诸如此类,悉费民间三石,而内库之折更有加焉。”(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江南粮役》)

    这道奏疏是在说张居正的折银价定得太高,比方说市价03两一石的米,他却以12两一石的价格向农民征税,致使老百姓费米三、四石才能完正粮一石。这就是说,通过折银方式,政府在田赋元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获得3到4倍财政增量。

    再比如,“山乡地额几复国初之旧,而粮则以(万历)九年实征为则……俱以一两为折,其是民间三石粟始辨一石粮……大同近边,原征本色,边地米豆价髙及议折征,即依时估,故征则尤重。若内地存留亦以一两为额,则壬寅、癸卯间比大同而题增者耳。”(张四维《复辛顺庵三》)

    这里的“山乡”是张四维的老家山西芮城,万历九年清丈以后,便按比较高的新粮则征收,这本来已经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再有,当时其家乡的粟米价每石仅03两,而折银则是每石1两,故折银价比市价高出了2倍,由此国家财政可增量至3倍,形同“题增”。

    因为税粮折银所能产生的财政增加空间,完全取决于粮价与折银价的对比,所以,张居正当国时期,粮价为明代中后期最低的时段,而折银价基本上按常制或高于常制来推行,故其盈利最多。

    而到了明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税粮折银价依然按常制来推行,但由于灾荒频繁,米价急剧上升,军士月粮折银随之不断飙升。

    比如,天启三年,“今关门之兵,亦止十余万耳,而月饷乃至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有奇,关门月粮已议至一两八钱,递至宁前则又量增,而蓟密新募之兵月粮,亦倍于旧”(《明熹宗实录》)

    而在万历初期,辽东军士月粮每石仅在025到04两之间,“(万历)九年题准辽东两河防守军月粮,每名每月原给银二钱五分,今再加银一钱五分。”(《明会典》卷41)

    也就是说,在万历九年以前,军士月粮每石折银仅025两,到九年时才上升到04两。

    辽东军粮多数于山东起运,临清、德州等仓粮的折价,自嘉靖以来一直是每石08两,“岁输临清、德州二仓粮……改折仅以八钱”(黄克缵《数马集》卷48)

    但到天启四年,山东粟米时价每石08到09两,加上运输费,到山海关时已达每石12两,于是出现大规模的亏空。

    “内称关门月需饷银二十万,每至夏月外解短少,今五月以前尚能苟完,五月以后新旧二库俱空……每米一石可值银一两二钱,关门本色每兵月支五十,作银四钱……其值非仅值四钱也……欲全给月半本色,以抵折色之数,每兵每月该银一两八钱,月半该银二两七钱。支本色仍以每石八钱计算,一兵便应支米三石三斗七升五合,每石亏价四钱,每兵便约亏价一两六钱。”(毕自严《关门本色有限部议全支可虞疏》)

    根据这份奏疏,当时军士月粮每石折银08两,政府发本色时亦是按每石08两折算发给,与实际价值相差04两,故发本色,政府每石亏04两,入不敷出。若以每石08两折银发放,军士一个半月辄要亏16两,军队苦不堪言。

    也就是说,在高粮价下,折银征收导致的财政亏空是必然的,然而天启崇祯的时候,正好进入小冰河期,灾害一多,粮价高涨,政策上却持续张居正时期的税粮折价,最终导致中央财政的耗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