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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东江斩帅之计吾崇焕有言,大丈夫

    毛文龙在东江的胡作非为早已激起中外义愤,有识者都预感他如此怙恶不逡,必定没有好下场。

    如朝鲜人李景稷因为毛文龙屡屡欺罔朝廷,“常言毛必不得其死”。

    毛文龙帐下中军陈继盛每每劝谏毛文龙的不法行为,每每感慨道“总爷左右之人,多行不义,为总爷之累,诚可痛心”。(《续杂录》)

    崇祯初弹章累累,却始终无法动摇毛文龙,这主要是因为毛文龙“握重兵居海岛中,莫能制也”。

    由于明廷的势力根本无法深入东江镇,面对着国家安全潜在的威胁,明廷君臣无不深以为忧,却一时奈何毛文龙不得,所以明廷始终抱以忍耐、包容而又略带责求的态度,想要逐渐地控驭这不受节制的海外军镇。

    崇祯元年四月,崇祯诏旨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

    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进京面圣,当时“朝议忧毛文龙难驭”(《崇祯实录》卷1)

    辅臣九卿科道无不以为虑,袁崇焕说“徐图之”。

    平台召对,袁崇焕提出五年复辽的构想,内阁辅臣钱龙锡亲自来到袁崇焕寓所洽谈方略。

    钱龙锡问“子方略宜何如”。

    袁崇焕答“不外东江、宁两路进兵尔”。

    钱龙锡又问“舍宁实地而问海道,何也?”

    袁崇焕对曰“譬如弈然,局有四子,东江其一也。可,则用之;不可,则有以处之”。(《曝书亭集》卷64)

    谈及如何处置毛文龙,“屏去左右,低徊再四”

    袁崇焕说“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可以说,入军斩帅的计谋己经在袁崇焕心中形成。

    袁崇焕出关后,致力于大规模地清理整顿关宁兵马,实现他对崇祯缩兵就饷的承诺,并无暇整治毛文龙。

    他把清核东江军饷的重任暂且放由兵、户部和登莱抚院去处置。

    九月,登莱巡抚孙国桢因包庇毛文龙擅自拥兵入登莱事,被言官劾罢,袁崇焕疏请停推登莱巡抚,登莱军镇改为协镇,以为东江应援,这是袁崇焕统一陆地战场和海上战场事权的开端。

    到崇祯元年底,关宁兵马基本清理完成,他开始将整治东江镇的计划付诸实施,用斩帅后他的话说“自去年十二月臣计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崇祯元年十二月底,袁崇焕上东江策画一疏,请改东江运道从山海关起运,在觉华岛换舟运,海船需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严登莱海禁,并置东江饷司以核查钱粮

    “东江所以设镇者,为奴贼也,辽土也。为文龙者,宜日远登,日近宁,两军及蚤相见,则牵制而犄角俱成。

    以臣愚见,不若仍登莱之海禁,令登协严查,而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臣岂不知登莱近于觉华,然臣不日复右屯,将渐以东。

    今水兵口面,络择海面,直顶及旅顺,以尽舟师之用,文龙何不就辽岸为基,镇江一带尽可生活,老营既定,舟师挨次,而前与觉华之舟师接信,则辽地未复,而辽海全通,樯帆如织,夷必骇目惊心,即未必全神以注宁,得不分力而防,牵制情形,离此便假。

    一镇之钱粮,向听文龙自便,而不设文官稽査,非祖制文职钱粮、武职兵马之意。他日销算时,甚为镇臣不便。仍为东江设一饷司,每岁数十万之出入,不少,俟东平,另议存撤,即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违者不拘官船、民船,俱以贼论。

    如此,海之北虽兵戈未偃,而南岸已觉其肃清,东江之师昔无用而今有用,昔远用而今近用,昔虚用而今实用,昔为关宁作牵制,今则与关宁合力,于是海若不惊,而东人休息,大功以成,一举而诸利备。

    臣葛荛之忠,未卜有当于大计否?伏乞睿览,敕下该部议覆。

    如果臣言不谬,申严海禁,为东江置一饷司,以便稽查转运,可咛毛文龙来与臣酌定官职、兵马、钱粮及进取事宜,臣俱未敢擅便”。(《度支奏议》新饷司卷4《题覆东江改运道设饷司疏》)

    崇祯的旨意是“毛文龙孤军海外,向苦接济不前,卿既悉心筹画,励志灭奴,从此料理步步向东,文龙照应步步向西,进取方规,面加商议,果确有胜着,朕何靳百万之饷。文龙但矢图实效,勿顾浮言。

    卿亦宜推诚共济,务收成绩。登莱申严海禁及设饷司转运,该部速行酌妥具覆”。

    兵部题覆海禁事,奉圣旨“着山东抚臣行登莱道臣严加禁约,除旧日开洋者验明放回,以后一切市贩船只不许私通,违者按法治罪”。

    改运道之事,户部咨山东抚院、天津部院后题覆“合如督师议将津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俟督师与新设东江饷司面酌,如何挂号,如何转运,以为定规。

    目下运价姑照题定数目给发,津门将粮料径解觉华,听督师酌定,交卸远近,仍将运价增减之数,咨會臣部以便销算可也”。

    袁崇焕建议让户部陕西司主事宋献加升户部山东清吏司署郎中事,专管东江饷司事务,暂且驻扎觉华岛。

    崇祯一一依允。

    东江海运原由天津、登莱候风发送,较为便利。改运道于觉华岛之后,东江的钱粮、器械俱由山海关运至觉华岛转舟运,天津的粮米也由静海、滦乐运至觉华岛。

    在觉华岛登舟后,沿着辽东半岛海岸线,经过南信口、北信口、双岛,到达中转站旅顺,再沿着登莱运道驶向皮岛诸岛。

    这条北岸的觉华运道比南岸的登莱运道费力得多,并不是理想的运道,问题主要出在觉华至旅顺这一运道西段。

    与从登莱到旅顺相比,从觉华岛到旅顺运途迂远,因而所需运价更多。而且海路更加艰险,据朝鲜使臣称,从旅顺口绕过铁山嘴,向北行至觉华、宁远,“所经水路,风涛倍险,利涉难期”,“所经铁山嘴一带,巨浪接天,绝无岛屿,多藏暗礁,险恶无比”,“自石多山至宁远卫,海路四千余也,由海路而往,有往无还十常二三也”。(《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20)

    此外,风势难候,容易愆期,且沿途没有可泊船的岛屿,因而运期也要更长。

    毫无疑问,觉华岛运道对于东江的海运接济是很不利的。

    因而,对于改运道一事,朝廷上下多以迂阻为疑虑。

    为了配合这个供饷运道,袁崇焕又主张将朝鲜的贡路改由经觉华、宁远登陆,从山海关进京,而不是天启年间的从登州登陆,经过山东平原入京。

    东江商业既是军民日常生活所必藉,也是毛文龙等上层将官的利源,登莱申严海禁之后,商船畏法不来,召买不行,物货难通,军民嗷嗷待哺,供应一断,东江真成绝岛,可以说是栏喉一刀。

    袁崇焕采取这种非常凶狠的铁腕手段,其目的一方面是要将东沿海的航运权和海防事权掌握于手,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垄断登津粮米,禁除东江商业,切断东江的经济来源,来迫使毛文龙就范,服从节制。

    如他所言“设文臣以监之,然不以道臣,以饷司者,使其将若兵有所利无所疑也;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以张继善横绝旅顺,外人不得入其军,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籍此为间,所以图之也”。

    然而,生性悖傲的毛文龙已经割据一方,他如何会轻易屈从受制,何况又是以如此狠戾的制裁手段?

    他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因而于三月十三上兵变难弭一疏

    “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

    不意三月初七日,见督师尚书策画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由旅顺以至臣处,而津运粮料亦由靖海以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

    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进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至今日,望粮饷到,客商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

    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船畏法不来,且山东布政司钱粮及青登莱三府官粮竟无影响,故尔各兵慌忙,云是‘栏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况兼饥饿无飧,不得不苦,不得不哭’。

    臣急谕以有粮饷有,毋得轻听谣言,多方慰抚,哭声始得稍息。

    至初八,纷纷群聚,竟续宁远揭竿之状。臣怒发上指,请旗责谕各营将官,不能禁约兵哗者,将官立斩。

    是日虽得不哗,而人心不一,从此变矣。

    至初九日,家丁急报兵聚海边抢船杀人,臣即亲带数十骑,驰至海边,而降丁与辽兵争船,已先血刃相杀,幸得潮来长满。

    臣至厉声,而人俱下船,慰以前岛移米分给,复诱之以官粮米随来,男妇万余,跪哭震天,云非我等不忠不义,实是各要逃活性命’。

    臣亦怜泣,抚之,独恨降丁无状,立刻查出,为首二名枭示,军中方得稍定。

    臣还署自悲,不知几时得米。臣思绝粮兵变亦死,死而不得其法,人犹笑臣无用,臣敢题明海上必不可禁,然后就死于一军之前,庶可代十余万生灵也。

    臣观督臣疏中语意,似乎疑臣不受节制,故欲申海禁而通辽海方为合力、为有用,臣感督臣爱国之忠,而画东江之事未妥也,节制东镇之法固善,而接济饥军之着未便也。

    夫臣为辽官,分为督臣下属,不待督臣之图谋也,而关宁、东江原是一家一事,督臣与臣安是一身一心,指示自然追逐,法令自然遵行,何在粮饷、船只经由挂号为合力也?

    船从关门至觉华岛,由旅顺,督臣言似容易,独不知登州至旅顺,止用西南风,或西风半日,便可早到。

    数年往来如织,臣犹以为迟。

    若关门至旅顺,道路湾曲,候风不等。关门必得正西风,两日从牛头河、大沙河至长山等,又要西南风,半日方至觉华岛。

    复进宁远挂号,又得西北风一日,可至籍连岛。又要正南风,半日方抵旅顺。风至宜东、宜西、宜南、宜北,可计日而待乎?

    藉得勤劳运官忙忙催趱,一年仅得一运,欲求再运,必不能矣。

    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臣欲回其来年之运,不得不出实收与之。

    若又从宁远挂号,路愈远,漂没愈多,津运儿为乌有矣。

    皇上详察登州至旅顺便乎,抑关门至旅顺便乎?

    督臣策画舍近就远,弃易图难,臣竟不知其故。

    今事实难做矣,臣之热肠冷矣,性命危于朝夕矣,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时,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

    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

    督臣为臣上司,臣辨驳其疏,臣亦自觉非体非理,听皇上或撤或留,臣随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误封疆大事矣”(《崇祯长编》卷20)

    三月二十五日,毛文龙又塘报敌人欲乘机犯抢,各岛降夷作乱

    “据副将王崇尧报称奴贼jian细回称,天朝关上宁远米粮至贵,三个月缺饷,兵俱饿死。又说禁止登州海路运船,东江少粮,饿死多命。

    目今二王子已统精兵三万余,各带乾粮出门,沿边一带牧马,要来犯抢,等情。

    本日又据都司毛永良等报称奴酋听得东江各岛绝粮,地上又无野菜,兵丁饿死,趁此发兵,正好攻抢。

    今达贼三四百余骑,已先到沿海攢营喂马,等情到职。不期本岛降夷,因知里边禁海,信息难通,遂有十八余名,于本月二十二日夜二更时分,乘天昏黑,于陆家湾劫船脱走,要勾沿达贼里应外合,攻克皮岛。

    守边官兵放炮传烽,警报到职。职随即传令,差副将毛有禄、刘兴祚、陈继盛、王子登、毛有功、林茂春、刘应魁、刘兴贤等,星赴各处海面追赶。

    幸得天转逆风,至獐子岛,各夷拼命战射,乱箭如雨,比常凶狠万倍,我兵奋勇砍杀,方得就擒活夷,绑拿上船。

    北边尘起,来到接应达子三四百骑,副将毛有禄、刘兴祚等向前厮杀,枪炮打死虽多,不及割级。

    毛有杰等半擒半降牛鹿三名,部贼三名,各绑解到职。即将擒回逃夷俱枭示辕门外讫,后擒活夷牛鹿在岛”。(《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8《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塘报》)

    毛文龙的强硬回击让袁崇焕极为“不悦”。

    毛文龙纵然贵为总兵官,但是在制度里身为督师的袁崇焕还是毛文龙的上司,这种弹劾如毛文龙自言“非体非理”,一方面表明毛文龙根本没把袁崇焕放在眼里,所谓“凌厉咆哮,其心目中岂直无崇焕哉”、另一方面也侵犯了袁崇焕的自尊。(《明史》卷259)

    这无疑使袁崇焕对毛文龙的不满加深。

    先前,刘兴祚忠顺归降,毛文龙谎报当阵抓获,又慌称刘兴祚带来四百骑,刘兴祚托人让袁崇焕代为表白,袁崇焕对毛文龙的这种欺罔冒功极为不满。

    崇祯元年夏明廷裁减东江兵马,毛文龙为掩盖自己的虚兵冒饷,对裁兵愤愤不平,屡屡发疏谩骂朝廷当事者,袁崇焕对毛文龙悖傲、撒泼的行为极为愤恨,崇祯二年二月,在上疏言沙汰东江兵马的疏中已明显有不满

    “东江兵二万八千,此道臣王廷试之言也。约数十万,此镇臣毛文龙之言也。

    臣屡令人察之,无数十万,然亦未必止二万八千。今只计应用兵若干,与能养兵干,亦安能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则二万八千之外,例如关外随便安插,任其自为屯种,可也”。(《崇祯长编》卷18)

    三月,袁崇焕曾差官徐琏,送火炮、器械于毛文龙,并解释为何禁海、改贡道饷道,并约毛文龙会晤于三岔河、旅顺之间,“以揆地度形,规画进止”。

    当徐琏到皮岛之先,毛文龙已发兵变难弥一疏,接到徐琏所持袁崇焕公移和手书之后,流露悔意,身边的将领皆劝毛文龙前来参谒袁崇焕,毛文龙于是差都司熊万祥同徐琏回来与袁崇焕商定约会之期,议定毛文龙前来宁远督师衙署与袁崇焕会晤。

    袁崇焕本以为控制毛文龙的军需来源,可以让毛文龙乖乖受制,然出乎他意料的是毛文龙竟然再次拥兵登州索饷。

    毛文龙离开皮岛在崇祯二年四月下旬,据《朝鲜李朝实录》卷20仁祖七年四月壬子载,“毛文龙领兵船四十艘,向登州。是时,中国疑文龙居外,久必作乱,议塞登州之路,文龙称以当与袁军门面议军务,遂行”。

    毛文龙这次擅自拥兵登州索饷一事,据《山中闻见录》卷5《建州》记载“崇祯二年春,文龙拥舟师掩至登莱,旌旗蔽海上,登人以为建兵至,皆大惊,文龙犠舟天妃庙,焚香而去,廷论益沸”。

    《罪惟录》列传卷12下《张可大传》载“二年总兵毛文龙挟降彝三千索饷,抵登州,可大单航说却之”。

    《明史》卷381《张可大传》载“二年春,毛文龙忽拥众至登州,声言索饷,可大单舸往迎,责以大义,文龙乃返”。

    《东江遗事》卷上《援辽功绩》则载登州人江西道御史毛九华疏称“其再至登州,则尤可异焉!舳舮相望,精甲耀目,非王濬之平江南,戈船下濑;岂吕蒙之袭荆州,白衣摇橹!一时各州县城门日闭,人心皇皇。

    道臣王廷试婉言逊谢,令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

    复邀至庙岛,厉目相视,五部内不知所置。幸而小船遁归,直至臣乡,抚按急为设处,始饱欲而去,稍拂其意。

    即不谓文龙此时遂破历下以开基,攻祝阿以发迹,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纪顾登莱一带,首遭其屠戮矣。追论及此,文龙之心可诛,而rou足食乎!”

    袁崇焕在斩帅题本中说毛文龙“逼登索饷,便欲肆行劫掠”,可以与之相验证。

    当时袁崇焕正在镇江巡视,阅劳东江,航船回至双岛,闻知毛文龙诣登州索饷,袁崇焕“闻报驰还”宁远。

    登莱道王廷试向袁崇焕申报毛文龙拥兵登州索饷,且毛文龙本人口出“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

    验之前引朝鲜人说毛文龙“悖语乃其本性”,且毛文龙屡屡扬言征服朝鲜,毛文龙说出这话似乎是可信的。

    毛文龙的差人也随之来到,辩驳王廷试的奏报,声张于庭说“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稍有不合,便思相中,成何事体。既乏饷,何不详来”。

    这句话让袁崇焕耿耿于怀。

    但是袁崇焕隐忍不发,假装善意地为毛文龙措置军需,“臣即将运来津粮拨给十船饷之,且手书相慰。粮米之外,犒其夷丁千金,猪羊酒面称之”。

    这些做法据袁崇焕称都只是愚弄毛文龙的手段罢了。

    毛文龙觉得袁崇焕不能拿自己如何,放心地前来宁远,与袁崇焕相会。

    相会之事,据袁崇焕称“文龙馆于宁远,请臣还镇相会,臣即还。文龙不过修谒见故事,一二语而别”。

    袁崇焕接待毛文龙以宾客之礼,但是“文龙又不让”,这让他很不高兴,斩杀毛文龙之谋“益决”。

    袁崇焕这时曾有戮之于宁远城下的想法,但考虑到“倘不受节制,戮诸宁远,而其下不共闻,且恐有负故窟为梗者”,所以他决定放毛文龙回去,与之相约于北信口,商酌地势,考察海道情形,借以执行他预设的入军斩帅计划。

    在乘船离开宁远之际,即闰四月上旬,袁崇焕上疏称出海与毛文龙会晤,并为毛文龙请发饷银十万

    “职切惟五年平敌之事,早夜图维,既殚独虑,又集众谋,规势于四镇拥要东藩。按国初马云、叶旺之古迹,则恢复有必乘之势,必由之路。

    但百闻不如一见,久欲亲往详阅,适东藩总兵毛文龙禀来,于北汛口候职面授方略。

    夫文龙悬军海外,不经督抚节制者八年。文龙自负男子,岂不欲灭此朝食,或以应手无人,逡巡海上……职惟督属相临之体,则文龙宜就职面商进止。

    然饷道之改,外议多以迂阻为疑,但从敌觅会萃哨于东口,往返甚速,即今徐琏往返止二十余日,如是其坦且速也。

    职欲借此亲涉北讯,一以观复辽之形势,一以验海道之难易,且既与文龙约,不可爽也。

    职得晤文龙,披数载之肝膈,出生平之意见,相与极论细陈,以成东西合进之局。

    计北汛口离宁远海面不过四五百里,风便则一帆可到,往还不过十日。职一行而关、岛之血脉全通,进取之规模已定,五年全局指顾了然。职前疏所云,辽土未复,辽海全通,端在于此。

    至于军中事宜,分属镇通料理,敕书印剑俱留本衙门,以中军何可刚看战守之事。职已区画停当,万无虞也。

    惟乞上亟催东江司饷郎中宋献速來到任,并敕户部将应给东江月饷,不拘何项,先凑发十万与宋献带来,通给东江,俾东江将卒知皇上维新之政,锐意恢复,膏泽沛如,兼知饷速道夷,从此按月给发,人人实惠,人人感奋,激励向前,东西并力,则荡平之功,刻期可奏。

    此则呈上之威灵,而微臣之至愿,无非为上封疆之计也”(《崇祯长编》卷21)

    袁崇焕又上户部揭帖,为毛文龙请饷“东江官兵望饷如岁,饷司宋献带仅四万,职不得已借带马价六万,共成十万,以给东江。舟之通行,惟此时为便。应给东江饷银,伏乞敕部急发”(《度支奏议》新饷司卷5《覆袁督师请给岛饷疏》)

    当时巡关御史方大任到宁远视察军务,谈及毛文龙事,劝诫袁崇焕勿出与毛文龙会晤,“职谓之尤悍戾如此,不宜轻往就之。如必欲行,使其欣然相从则已,不然,反觉损伤威重,必有以算可以致其命,然后无患”。

    袁崇焕答“凡人不可先存一机心,惟至诚可行”。

    两人相谈累日,最后袁崇焕对方大说“吾崇焕有言,大丈夫不可有杀人心,不可无杀人手。是行已,吾必去善其事,汝其勿厄我”。

    方大任之所以苦苦让袁崇焕三思,是有他的理由的“夫崇焕轻身海上,风涛之险阻可虞也;将士无主,壞处之降敌可虑也;文龙虚声来,负险不至,则进退维谷也;或来而拥兵自雄,不相上下,则情形测也;即单骑诣营,数罪不服,则五步之内,不得恃其众也。职故抱杞人之忧,疏请止其勿往,令文龙来会。盖以崇焕所负者众,不宜试不测之渊耳”。(《东江遗事》卷上《援辽功绩》)

    袁崇焕当然考虑过方大任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执意东行深入其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东江问题。